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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世民:天可汗的威仪
 
发布时间:2014-11-16  浏览次数:270次  来源:互联网整理
 
 
 
  李世民(公元598年-649年),即唐太宗(公元627年-649年在位),他是唐高祖李渊的次子,唐朝的第二任皇帝。在唐初的统一战争中,他立下赫赫战功,并以血腥手段从其兄手中夺得皇位继承权。在皇帝任上,他奉行王道,以理性治国,从谏如流,推行充满民本思想的法治原则。凭借个人魅力,他让当时的中国以自信、开放的姿态招徕四方宾服,万国来朝。他本人因此被尊为“天可汗”,而唐朝更是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令人仰慕的帝国。在完成“贞观之治”的同时,他让李姓登上国姓地位,而自己却不幸在晚年陷入继承人纷争的怪圈,最后以不能免俗的方式,为追求长寿服食丹药而亡。
      玄武门前的锐利一箭
  唐太宗李世民的名字跟盛世经典的“贞观之治”是紧密相连的,同时跟血腥的“玄武门之变”也脱不了干系。我们知道“贞观之治”是皇权时代的华彩乐章,也知道“玄武门之变”极其残忍凶险,但我们却不太知道,李世民究竟是凭着怎样的资本,敢跟他的哥哥李建成叫板,去抢那个皇太子的位子的?他又为什么能够抢到手?在人们的想象中,阴谋家是干不出好事来的,然而,李世民在擦干血迹、登上皇位之后,却为什么能够开创一个令后世王朝永远都无法企及的盛世?他究竟是凭着什么法宝来开创这个盛世的?据考证,他统治的时代,经济实力跟“开元盛世”比较,还有较大差距,但他为何会被四方尊为“天可汗”?他的唐帝国为何能赢得那么广泛的国际声誉,以致招致万国来朝?
  李世民于公元598年出生在今天的陕西武功县。作为唐国公,李渊不仅在长安拥有豪华的府第,在长安以北的武功县,还建有别馆,窦氏就是在这座别馆里生下李世民的。据传,李世民四岁时,有个算命先生说他是太阳的化身,年将二十,必能济世安民。李渊就是根据这个说法给他的次子取名为“世民”的。尽管这种传说不可尽信,但至少有一点可以判断:当李渊在取下“世民”这个名字时,他并没有想到,日后他的这个儿子真的就干出了一番“济世安民”的事业来。
  透过史料的只言片语,我们能发现,在不少的情况下,李渊与李世民的父子关系是比较紧张的;也就是说,在李渊的心里,他更看重长子李建成,而不希望次子压过了长子的风头,所以会在有意无意间敲打敲打李世民。但偏偏上天眷顾李世民,每每关键时刻,这个英武少年总能出现在关键位置,为李渊建唐解除燃眉之急,或拿下重要战役,从而在这个过程中立下任何人都无法企及的战功。
  譬如,在做太原起兵前的准备工作时,李建成、李元吉都不在太原,只有李世民守在父亲身边,他正好发挥善结人缘的特点,网罗各类豪杰,为起事做好充足的人才储备。著名的军事将领刘文静,就是李世民亲自下到监狱里给请出来的。
  在李渊的军队攻下长安、直至称帝后,当时全国各地的割据势力相当多,兰州有薛举,洛阳有王世充,河北有窦建德,山西以北有刘武周,长江流域有萧铣,等等,李渊只不过是其中的一支而已,谁也不敢肯定他就能笑到最后。在这个时候,是李世民统率军队东征西讨,完成荡平宇内的任务。消灭薛举,解除了西顾之忧;拿下刘武周,则是保住了李唐的龙兴之地山西。这其中,最能体现李世民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的,是他歼灭王世充部和窦建德部的那场洛阳、虎牢之战。
  这场一举歼双雄的战役从公元620年七月开始,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的五月。当时,王世充刚刚经历过与李密的一场恶战,虽然取得胜利,但已元气大伤。李世民率部东征,经过几次较量,将王世充紧紧压制到洛阳城里,使洛阳成为一座孤城。围困半年后,眼看王世充就要弹尽粮绝,就在这时,窦建德率10万大军南下救援王世充。当时,李世民的军队也是相当疲劳了,面对腹背受敌的险境,怎么办?李世民果断地否决了部分将士要求撤退的建议,而是实施围城打援的战略,即留一部分军队继续围困洛阳,他本人则率主力北上,占据易守难攻的虎牢关,截住窦建德部。与窦建德的较量,几乎就是一场耐力战,就看谁能坚持。当时,窦建德希望越早决战越好,李世民却不予理睬,只在暗地里寻找最佳的战机,如此一直僵持到621年的四月。有时,主动权的变易往往只是一念之间,就在窦建德屡屡挑战而不得、有所松懈时,李世民的军队突然发起进攻,将其打了个措手不及,导致全面崩盘,窦建德被活捉。随后李世民军押着窦建德走到洛阳城下,王世充见大势已去,只得举城投降。
  这场战役是唐朝统一全国的决定性战役,李世民以此被父亲封为“天策上将”。此前,他已经被封为“秦王”,“天策上将”的封号,意味着在军功方面,他已无人能及。但是,“天策上将”哪有“皇太子”的称谓好啊,所谓“功高震主”,他“震”不了唐高祖,却要来“震”一“震”大哥李建成了。
  住在东宫的太子李建成基本上没有什么战功,他主要在长安城里辅助父皇处理政务,这就使他在战功压倒一切的王朝初创时期输了自己的二弟一着。两个人的较劲首先在暗中进行,慢慢地走向公开化、激烈化,直至最后水火不相容,形成两个对立的集团。李建成当然不容自己的皇太子地位受到挑战,而李世民则凭着他的声望,要来摘取这个宝座了。
  对比两个集团的力量,当时,李世民其实并不占上风。先看李建成:他有着合法的太子身份,维护自己的太子地位理所当然;他得到唐高祖和朝廷主要大臣们的坚决支持;他与三弟李元吉结成联盟,共同对付李世民;他还是唐高祖后妃们的坚决拥护者;他拥有魏征、王珪这样一流的谋臣;他还可以打着合法的旗号,以名正言顺的手段来整治李世民。
  而李世民只要对太子的位子存在任何幻想,这本身就是违法的;唐高祖已对他有所防范,自从洛阳一战归来,涉及到带兵出征,已不再安排他;在攻陷洛阳后,嫔妃们由于没有得到好处,她们从心底里厌恶李世民,经常在唐高祖的耳旁打小报告;他的一举一动都有可能被李建成说成是“图谋不轨”,或者是“谋反”。
  如果说李世民有什么优势,则主要体现在两点:一、他有一个誓死效忠的团队,这个团队包括长孙无忌、尉迟敬德、房玄龄、杜如晦等人,这些人都是在长期的征战岁月里走到一起来的,具有牢不可破的凝聚力;二、军事实践已经把他锻炼成一个卓越的谋略家,并使他具备果断行事的作风。
  公元626年,突厥进攻乌城(今甘肃武威),朝廷要派兵进讨。就是这么一个寻常战事,点燃了“玄武门之变”。李建成建议,让李元吉带兵出征,唐高祖采纳了太子的意见。李建成的策略是:李元吉带兵后,就有权调拨秦王府的战将参战,统帅拥有对战将的生杀大权,李元吉可以很容易就消灭李世民的有生力量;而在出征那天,朝廷要为李元吉饯行,李建成将代表皇帝参加,正好趁机斩杀李世民。
  要说李世民的谋略深,他的奸细工作做得相当成功也是一个例证。李建成的密谋被李世民安插的奸细获得。在了解情况后,李世民火速召集秦王府的人研讨对策,最后决定先发制人。
  就在秦王府商定计策之时,又一件不巧的事冒了出来。六月三日,发生了太白金星划过天空的天象,气象部门报告李渊,说是太白金星在秦地落下,秦王当拥有天下。相关史料没有具体说明,这个信息是否属于东宫的蓄意,但它明显在提醒唐高祖:秦王要来夺他的皇位了。他拿着这个信息去审问李世民。
  李世民当然知道这是个要命的信息,但是他很镇静,他向父亲揭发一个机密:李建成、李元吉淫乱后宫。
  后宫嫔妃是供皇帝享受的,儿子胆敢淫乱他们的后妈,其后果可想而知。李渊决定,召集这三个儿子第二天一起到宫里来对质。
  翻遍所有的史料,即使是极力褒扬唐太宗的《资治通鉴》都认为,“淫乱后宫”的事是不存在的,也就是说,这是李世民在栽赃他的兄弟。他的栽赃看起来很拙劣,因为只要一对质,就真相大白了,他不是自己去送死吗?
  然而,正是这个看似拙劣的栽赃,恰好是一个相当高明的调虎离山计。李世民是无法掌控李建成的行动的,但父亲的一个诏令下来,李建成就必须在六月四日的早晨从他的东宫经玄武门,走到皇宫里去。这样,他走的这一段路程就可以被李世民掌握了。
  在接到诏令后,李元吉曾劝李建成不要去对质,呆在家里静观其变就行了。如果李建成听了三弟的话,那么,李世民的高明计策立刻就会被打回到拙劣的原形。当时,他已经在玄武门内秘密地布置了兵力,他将无法解释为何要在那里布兵。但李建成认为,他很光明正大,他要当面戳穿二弟的谎言。他根本意识不到,在这谎言的背后,是一条已经为他铺设好了的黄泉路。——他肯定没有想到要去征求魏征他们的意见,要是他想到了,那他的智商就在他的二弟之上了。
  接下来就是我们熟悉的一幕了:六月四日清晨,李建成和李元吉骑着马从东宫那边出来,朝西行进到玄武门外。他们看见那些守门的卫士们都是熟悉的面孔,很放心地朝里走去;他们哪里知道,这些卫士们早就被李世民收买了。也许在进门的那一刻,李建成感觉到了某种不妙,他调转马头想往回跑。这时,他听见二弟在背后大喝一声,叫他站住。在下意识回头的那一刹那,他感觉到一种划破空气的、尖利的声音直朝喉咙钻来,他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,自己已经翻落马下,然后,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
  李世民继承了他父亲的良好箭法。当年,他的父亲两发两中,射中屏风上孔雀的两只眼睛,从而把窦氏娶回家。现在,他只发一箭,就直穿大哥的咽喉。他知道,这一箭射出去,换回来的可是皇太子的宝座啊。
  随后,尉迟敬德帮他解决了李元吉,其他将领帮他解决了两个兄弟的儿子们。他再派杀得满身是血的尉迟敬德去“保护”父皇。这种“保护”,实际上是以一种温柔的方式软禁唐高祖,要唐高祖以皇帝的名义宣布他的“平叛”合法,并授予他以军权和行政权。
  接下来是一连串的人事变化:六月七日,唐高祖正式立李世民为皇太子;六月十六日,李渊手诏“朕当加尊号太上皇”;八月九日,李世民即皇帝位,这一年,他还不到28岁。他改年号为“贞观”,公元627年,成为贞观元年。
  王道政治的理性辉光
  在权力面前,道德是可笑的侏儒;在权力面前,一切都不能以对错来判断。有很多人指责唐太宗的恶行,也有很多人替唐太宗掩饰,两种行为都可以理解,但其实也还可以做得更超然。
  唐太宗自己曾经说,他从前是不读书的,只喜欢良马、弓箭鹰犬。这样的人,说得难听点,是武夫。他弑兄逼父,得以登位,以一个武夫的面目登场,这样的人怎么能创造出后来的“贞观之治”呢?
  事实上,答案还是因为同样的理由。他勇于承认自己不读书,等于承认自己在治国方面的不足。武夫的面目却没有武夫的心态,这样,他就能够虚心地、广泛地听取臣下的意见,而不会刚愎自用,从而把国家治理得很好,成了最能治国的君主。
  他是通过杀兄逼父才做成皇帝的,正因为这样,他最怕别人用道德的天平来衡量他。他只有不断地把国家治理好,治理得像“舜日尧年”那样,才能让人们忘记对他的指责,也才能摆脱自身背负的心灵镣铐。
  而且,他的父亲做了太上皇,太上皇的存在,犹如一对冷眼在看着他,这对他就是一种压力,一种芒刺在背般的压力,他必须把大唐江山打理得井井有条,才敢直面他的父亲。
  除此之外,还有一个重要的客观原因,那就是隋亡的教训。隋朝就是因为隋炀帝的暴政,才走向灭亡的。李世民可不想让他的王朝成为一个短命王朝,所以他时时刻刻都在反省隋朝,都在以史为鉴。
  以上原因成为他打造“贞观之治”的内在驱动力。他上台以后,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“贞观定策”,用今天的话来说,就是新王朝究竟应该举什么样的旗,走什么样的路。
  一天,他召集群臣,进行了一场大辩论。他说:天下大乱之后,恐怕治理起来不会很快见成效,即使是善于治理的国君,取得天下大治,恐怕也要百年之后。这时,从李建成阵营中归顺过来的魏征接过话题,说:这倒不一定,乱后的社会容易治理,就像饥饿的人容易吃饱一样,孔子说过,圣人治理天下,只要上下同心,三年成功已经算是晚的了。魏征进言,新王朝应该实行王道。
  但在辩论会上,绝大多数人都主张实行霸道,认为乱世该用重典。所谓霸道,是强调人心不古,世风恶化,面对这样的社会,必须用严刑峻法来强力镇压;而所谓王道,则是实行仁政,以怀柔治理天下,强调统治者与百姓之间的和谐相处。
  从血腥中走出来的人很容易迷信武力,只有智者才懂得,马上可以打天下,马上却不能治天下。唐太宗力排众议,采纳了魏征的建议。后来的事实证明,王道政策的确立,是开创贞观盛世的第一着棋。在这一总路线的指导下,一场空前的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开始了。
  唐太宗搬出孟子的话:“民为贵,社稷次之,君为轻。”他还搬出荀子的观点:君为舟,民为水,水能载舟,亦能覆舟。他说:“为君之道,必须先存百姓,”要“以百姓心为心”。他打了一个比方,君王如果以损害百姓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欲望,那就等于是割自己的肉来填饱肚子,结果肚子是饱了,人却已经倒毙了。因此,他强调,“君依于国,国依于民”,要“以民为本”、“以德化民”。他不停地跟大臣们讨论这些问题,并在他的执政实践中贯彻执行。试看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社会,除了唐太宗,还有谁能这么重视、并且深刻领会了君主与老百姓之间的这种关系呢?
  一个懂得“民贵君轻”道理的君主,他是不会主张专制的,因此,唐太宗在登基之初,就致力于完善一套新型的国家制度,这就是“三省六部制”。“三省”是指中书省、门下省、尚书省,这相当于一个三权分立的框架:中书省负责政策的制定,是决策机构;门下省负责审核,是监督机构;尚书省负责执行,是行政机构。“六部”是指吏部、户部、礼部、兵部、刑部、工部,这是尚书省的下设执行机构。我们会看到,在这样一个相互制约的框架里,即使是皇帝的一个命令通过中书省发出来,门下省审核不通过,尚书省也不能执行。
  唐太宗特别重视监督这个环节。从贞观元年的正月开始,他就规定,皇帝跟宰相们议事,谏官必须跟着,随时给皇帝提意见。后世的人们只知道魏征特别能进谏,其实这除了跟魏征耿直的性格有关,也跟他长期在门下省担任谏议大夫、必须给皇帝提意见这种制度因素分不开。
  河流必须在河岸的约束下才能抵达大海,否则就有可能泛滥成灾;权力必须在制度的约束下才能运行得更趋合理,否则就有可能滥权。今天,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认为,唐太宗时代是一个理性行政的时代,这个认识是相当富有见地的。
  人是有七情六欲的,也是有私心的,我们现在来看,作为一个皇帝的李世民,在制度面前是如何克服情感、私心和欲望,从而归于理性的。
  在唐代,有各种各样考核官吏的制度,一个人在履历中有过做高官的记录,要更容易升迁,就有官员钻空子伪造履历。唐太宗想好好惩治这种现象。有一年,他特意派一个叫戴胄的人去调查,结果查出果然有人伪造履历。一气之下,他说要将这个人处死。戴胄当面跟唐太宗顶撞起来,说这个人是犯罪了,但罪不致死。唐太宗说:究竟是你说了算,还是我说了算?你想叫我言而无信?戴胄回答:国家的法律是大信,您一时发怒说出的话是小信,小信应该服从大信!
  法律高于君命,在法律制度面前,唐太宗低下了高贵的头。
  唐太宗很偏爱他和长孙皇后生的第二个儿子李泰。这个李泰聪明伶俐,但他有小心眼,想压制大臣,便生个主意向父亲告状,说大臣轻蔑他。唐太宗一听很愤怒,把大臣们叫来大发脾气,说:以前的天子是天子,现在的天子是不是天子?以前的天子儿是天子儿,现在的天子儿是不是天子儿?隋文帝的时候,哪个大臣没有受过亲王的侮辱?我当然不会叫我的儿子来侮辱大臣,但也不容许你们如此不尊重他!唐太宗的龙颜大怒,吓得很多大臣都不敢抬头。这时,魏征说话了,他说:没有人敢轻蔑亲王,按照制度,大臣跟亲王是一个级别的,大臣为国家工作,有什么不对,也不容许亲王来侮辱他们;如果我们处在无道的时代,别说亲王,谁都可以横行霸道,但我们现在是一个开明的时代,怎么能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?魏征的一席话,让唐太宗顿时服气,太宗说:我那是私爱,你讲的才是公法。这件事后,他下令,从此三品以上官员,见亲王不必下车行礼。
  对于男人来说,美女是巨大的诱惑;对于皇帝来说,拥有众多的嫔妃,这是制度允许的。有一年,唐太宗要娶一个妃子,是郑氏之女,十七八岁,长得容貌出众。可是,就在皇宫里张灯结彩、准备迎娶的时候,传来一个消息,说是郑女此前已经许配给陆家了。唐太宗听了,马上意识到自己的做法不合礼制,他下令停止婚礼,叫郑女还嫁旧夫。一些大臣觉得,皇帝的大事哪能说停就停呢?他们就去调查,不久,陆家之子上表来了,说他父亲在世的时候,跟郑家是有往来,也有赠送资财的事情,但并没有涉及婚姻。唐太宗就有些疑惑,既然这样,郑女就可以娶呀。这时,又是魏征看到了问题的背后,魏征对唐太宗说:陆家之子这样说话是有隐情的,他当然不敢跟陛下您来争这个婚姻,他要跟您争了,也许您现在可以容他,但以后呢?就是因为有这个担心,他才这样反复向您表明心迹。唐太宗明白之后,他公开下敕书,承认这件事是他的错。为了国家的信誉而放弃个人的欲望,即使是常人都难以办到,一个拥有最高权力的君王却做到了。
  以上说到的都是发生在唐太宗身上的单个的事例。唯有具备理性头脑的统治者才能制定出理性的惠民政策来,唐太宗曾说:“凡理国者,务积于人,不在盈其仓库。”意思是,治理国家,不在于国家的仓库堆得满满的,而在于老百姓家里的仓库堆得满满的。为此,他大力推行轻徭薄赋、藏富于民的政策。为什么藏富于民比藏富于国更重要呢?这是来自于隋亡的教训。隋朝政府横征暴敛,国家相当富有,据说在隋炀帝的时候,仓库里的粮食可供五六十年之用,而民间却一片赤贫,老百姓正是因为饥饿才起来造反的。真正地说,只有老百姓富裕了,社会才会安定,国家才会强大。英明的唐太宗是深谙其理的。
  以人为本的法治精神
  公元632年,唐太宗到监狱里去视察。这一年,总共有将近四百名死刑犯,都集中到了一块。唐太宗一个一个地询问,大家都说犯了死罪,死有余辜,法官的审判很公平。唐太宗听了很受感动,就跟这些死囚犯们说:我跟你们立一个君子之约,现在是冬天,放你们回去,来年秋收之后,咱们再在这里集合。四百死囚就离开了监狱,都回家过了一年;到了第二年秋后,一个不少都回来了。唐太宗十分感动,就赦免了所有人的死罪。这就是贞观时期有名的“四百死囚来归狱”的故事。
  从这个 故事中可以看到,当时的司法机关办案、执法是严明公正的,而国家的做法又是充满人情味的,这是一个以人为本、又讲求法治的时代。
  《唐律》是中国古代法律的代表作,它包括唐高祖时期的《武德律》、唐太宗时期的《贞观律》、唐高宗时期的《永徽律》,这其中,《贞观律》是在唐太宗的直接领导下完成的。虽然这部法律不可能脱去中华法系一贯重刑法、轻民法的底子,但较之于前代法律,这已经是一部相当重视人的生命的法律了。关于这一点,可以从几个方面反映出来。首先,它较隋代法律减少了五十多种死刑,总体上比古代减少了一半的死刑;其次,它取消了断趾、断脚等这样的肉刑;再次,它对执行死刑的日期进行了很多的限制,譬如从立春到秋分不得奏决死刑,大祭祀、每月的初一、十五、上下弦、二十四节气、雨日、假日等不得奏决死刑,这样死刑就被严格限制在仅有的时段内执行。
  唐太宗有一次翻看一本叫《名堂图》的医药学书,上面画着人体结构图。他看着看着,就不禁感慨:人的五脏六腑全长在后背上,我们现在的刑法却有杖背这一条。于是,他下诏取消了杖背,变为只能打大腿。虽然仍然是在施以肉刑,但毕竟是又一次重视生命的表现。
  立法讲求重视人的生命,司法则讲求公平公正,唐太宗还尤其强调慎刑宽刑的原则,并从制度上保证司法程序的合理性。
  长孙无忌是李世民玄武门夺权的重要谋臣,又是李世民长孙皇后的亲哥哥,不巧有一次他到东上阁门见唐太宗,忘了取下佩刀就进去了。这个事情很严重,有大臣说,长孙无忌要判两年流刑,罚铜二十斤;而守门的校尉没有发现长孙无忌的佩刀,应该处死。这个时候,为了假履历案而与唐太宗争执的那个戴胄又站了出来,他说,按照律令,两个人都是死罪。唐太宗表示:法律不是我一个人的法律,是天下人的法律。经过再议,两个人都免死。在这里,可以看到,一个校尉的命跟一个皇亲国戚的命,在法律面前是同等重要的。
  唐太宗对纳贿深恶痛绝。为了惩治那些有贪心的官员,他想了一个招儿,派人故意送财物给他们,有一个司门令史不知是套,接受了一匹绢。唐太宗知道后,认为抓住了把柄,要杀掉这个令史,这时,一个大臣提醒:这个人受贿,确实该杀;但陛下你是故意用贿赂来试探他,这叫陷人以罪,这样做恐怕不符合道德礼法。唐太宗马上醒悟过来,知道又是自己错了。以犯罪的手段来诱使别人犯罪,这显然是不符合司法公正的,他知错改错,取消了自己的命令。
  其实在原则上,唐太宗一直主张用刑宽简,只是他有时显得急于求成。早在贞观元年,他就曾指出:“死者不可再生,用法务在宽简。”当时,朝堂上大臣们曾讨论过一个问题:天下有盗贼,怎么样做才能消弭这种犯罪现象呢?有人主张实行严酷的刑法,唐太宗不同意,他认为,之所以有人要做盗贼,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廉耻,而是因为迫不得已,赋敛过重,官府压榨,饥寒交迫,是造成他们偷盗的根源;如果让他们有饭吃,甚或还有所结余,他们自然不会去偷盗了,哪里还用得着重刑呢。
  在皇权社会,以言治罪是相当普遍的一种现象,而唐太宗是历史上一个少有的不以言治罪的皇帝,这一点,也彰显了他的时代慎刑宽刑的一贯做法。有一个叫刘恭的普通草民,脖子上的纹路歪歪扭扭的,像一个胜利的“胜”字。这家伙就用这个来吹牛,说他“当胜天下”。这种夸夸其谈的言论引起了官方的注意,刘恭被认为有谋反的嫌疑,给抓进了监狱。唐太宗在录囚的时候,看到这个案件,就把这个人给放了。他说:如果他真有天命,我杀他不得,如果他没有天命,我又杀他干什么?一个至高无上的皇帝,杀一个冒犯他的人还不是轻而易举?然而,唐太宗却把一个吹牛大王给放了,这一放,显示了他的高度自信,也挽救了一条无罪的生命。
  但唐太宗也有杀错人的时候。公元631年,有一个叫李好德的人,是一个精神病,大概他也说了一些类似于上面吹牛大王一样的话,被投进监狱。负责司法的大理丞张蕴古对太宗说,李好德是精神病,不应该承担法律责任。唐太宗同意了,决定不再追究。因为说服了皇上,张蕴古一时高兴,就跑到监狱里跟李好德说了这个消息。不料,这个情况被一个御史发现,他告发说,张蕴古因为跟李好德的哥哥关系密切,所以才如此放纵。唐太宗当然很恼怒,认为张的行为是在出卖自己,下令立即斩首张蕴古。
  等杀掉之后,唐太宗才意识到,张蕴古罪不致死。但人死不能复生,怎么防止类似的错误再次发生呢?于是,一个在当时显得很高明的措施出台了,凡是死刑犯,下达死刑命令的时候,不能立即执行,京畿地区要反复五次上奏,地方要反复三次上奏才能最后执行。这就是“三复奏”和“五复奏”制度的来由。这种制度,从司法程序上留给了皇帝谨慎定夺的时间,再度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。
  细读历史,我们会发现,自从射杀了自己的哥哥之后,李世民重视人性的一面就在他的脑海中扎下了根。譬如,他一登基,就下命令,释放皇宫里的三千宫女;两年后,他又再次释放宫女。他在诏书里说,妇女幽闭深宫,实在太可怜了,今天放她们出去,任她们去寻找伉俪,并不只是为了节约经费,也是为了繁衍人口,为了顺从人的性情。
  顺从人的性情,这一句话在皇权时代能够听到,是弥足珍贵的。“怨女三千出后宫,四百死囚来归狱”,这是对充满人性辉光的贞观时代的真实写照。
  从谏如流的千古明君
  有一次,唐太宗问魏征:什么样的皇帝才是明君?什么样的皇帝才是暗君?魏征回答:兼听则明,偏信则暗。
  人都喜欢听好话,听表汤,而不喜欢听批评意见,认为听批评意见有损颜面,这是人性的弱点。作为君王,可能这种心理要更重,因为他拥有权力,权力使上下级之间的沟通要显得更困难,如 果要君王接受臣下的意见,那就好比要他承认自己能力弱。普通人尚且不愿轻易承认自己的不足,何况是帝王呢?
  然而,唐太宗却不是这样,他是一个敢于、善于克服这些人性弱点的人,他之所以能够与众不同,除了跟他在积年的政治和军事风浪中形成的大魄力、大胸襟有关,也跟他所处的客观环境相关,那就是前面已经说到过的理由:他的皇帝宝座是夺取而来的,他必须要做得跟别人不一样;隋亡的教训仍历历在目,隋炀帝就是最好的反面教材。
  李世民收服魏征,是最能看出他的用人胸襟的。魏征是李建成阵营的核心成员,他早就向李建成提出要对李世民采取极端手段。玄武门之变后,李世民处理善后,把魏征叫来,对他大加指责,说:你为什么离间我们兄弟?就在众人都为魏征感到恐慌时,魏征举止自若地回答:如果前太子早点听我的话,就不会有今天的灾祸!按照一般人的逻辑,魏征就该被推出去杀了。但李世民没有这样,他马上改变了态度,对魏征礼遇有加,因为他认识到,作为谋臣,魏征有着优良的才干、对主上忠心耿耿而又刚直不阿。
  自从担任谏官之职后,魏征尽职尽责,在他和唐太宗之间,一个精诚进谏,一个虚心纳谏,一对君臣关系的典范被传为千古佳话。
  魏征进谏,总能抓住要害,让皇帝心悦诚服。贞观元年,因为兵源吃紧,检点史建议将十八岁以上的中男检点入伍,唐太宗考虑到实际情况,就同意了。在唐代,十六岁到二十岁之间叫中男,是半小伙子,还未完全长成;满二十岁就是成年男子了,要承担国家兵役。皇帝征调的敕书要经过门下省的魏征签署才能拿去执行,但唐太宗把敕书发了三四次,魏征都不予签发,还上书提出理由,说中男身体未长成,不能征调。太宗认为,中男也有长得强壮的,可以征调,就继续出敕。魏征还是不签署。太宗就把他叫去,声色俱厉地说:中男如果身材矮小,自然不会点入军中,如果身材魁伟,当然可以征发,你这么固执,简直不可理喻!魏征正色说道:竭泽取鱼,非不得鱼,明年无鱼!魏征是从长远来考虑的,你不能把年轻人都点了兵,都点了兵,赋税怎么办?以后再需要征兵怎么办?道理就这么简单。最后,唐太宗被说服,停止下发这个文件。
  可能有人认为,皇帝的命令就这样被打回,也太没威信了。实际上,听取别人的意见,是更高能力的表现,承认自己的不足,是更强自信心的表现,皇帝虚心纳谏,民众会更拥护,皇帝的威信也就树立起来了。
  公元632年,国家治理初显成果,天下出现四海宾服的景象。这时,有不少大臣纷纷要求封禅泰山,告功于天。皇帝祭泰山,是古代一种最重大的仪式,是皇帝治理天下成功的标志性活动。唐太宗当然很高兴,谁不想实现这个做皇帝的最大梦想呢?可是,魏征又出来提反对意见了,他说:天下虽然已经取得很大成绩,但还是远远不够,如同病人的疾病已经好了,但因患病太久,体力还没恢复,所以还不到封禅的一日。唐太宗认为说得对,就打消了封禅的念头。现在来看,一个最成功的皇帝却没能完成封禅的心愿,但历史并不因此降低对他的评价;相反,那些封过禅的帝王,也并没有因为他们有此举动就被历史捧得很高。
  当然,从人性的角度来讲,魏征的进谏多少都会让唐太宗感到不舒服,有时甚至会感到强烈的不舒服。史书就曾记载,有一次,魏征在朝堂上给唐太宗提意见,唐太宗实在接受不了,一甩袖子就走了。回到后宫,余怒未消,长孙皇后问:陛下,您这是怎么了?唐太宗就说:还不是那个乡巴佬,让我下不来台,早晚有一天我要杀了他!
  说归说,唐太宗是不可能杀魏征的。唐太宗曾经对魏征说,他自己是玉石,而魏征是良工,玉石再有美质,不经良工雕凿,也就形同瓦砾。这等于把魏征看成是他的思想导师了。而魏征对唐太宗,一直抱着的心态是“每以谏诤为心,耻君不如尧舜”,他天天想着的是进谏,以自己的君主比不上尧舜为耻。
  公元643年,魏征去世,唐太宗痛哭失声。他说出了一句响彻千古的名言:“夫以铜为镜,可以正衣冠;以古为镜,可以知兴替;以人为镜,可以明得失。朕常保此三镜,以防己过。今魏征殂逝,遂亡一镜矣。”
  唐太宗说的是肺腑之言。就在魏征去世后的两年,唐太宗不顾大臣反对,发兵亲征高丽,结果失败而归。在回程的路上,他无限感慨地说:要是魏征还在,我就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了。
  唐太宗纳谏,是形成了一整套的制度的,非独魏征,作为大臣,每个人都有献言献策的义务,不提意见还不行。曾经就有一个叫常何的没文化的将军,叫他提意见,他实在提不出,就招呼手下一个叫马周的房客帮他提意见。这个马周很有才学,哗哗哗一口气提了二十多条意见。意见送上去之后,唐太宗大加赞赏,说看不出常何是深藏不露啊。常何就实话实说:这意见啊,是房客马周提的。唐太宗立马要见马周,马周来了之后,唐太宗跟他深夜恳谈,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。后来,马周官越做越大,一直做到了宰相,成为唐初的一代名臣。
  那时,就连最基层的官员也敢向皇帝进谏。有一个叫皇甫德参的县丞,顶多也就是个八品官,他上书说:修宫殿是劳民伤财;收地租是横征暴敛;现在女人流行盘高高的发髻,这是由宫中带出来的陋习。唐太宗看了很恼怒:难道他想叫国家不役使一个人?不收一斗租?叫宫人全剃光头?这不明明是在诽谤吗?皇帝决定要好好惩治这个芝麻官。魏征就解释,自古以来,上书都很言辞激烈,否则就不会引起君主的注意,这封书看起来像诽谤,其实不是。唐太宗明白过来之后,下令赏赐皇甫德参,后来又提拔他当了监察御史。从这件事,唐太宗明白了一个大道理,那就是,纳谏本身比具体纳谏内容可能更重要,因为纳谏能证明帝王的胸怀,能证明君臣关系的和谐。
  唐太宗很欣赏一句话:“天下者,非一人之天下也,天下人之天下也。”他特别重视君臣共治,贞观时代,那本身就是一个君臣共治的时代。唐太宗常常把治绩归功于大臣,事实上,那时的政策,就是由唐太宗与大臣们群策群力制定出来的,是集体智慧的结晶。可是,后世的人们评价唐太宗,绝不会说,他的贡献只是其中一部分,相反,会认为他做出了几乎前无古人、后无来者的帝王功业。
  自信开放的泱泱帝国
  公元630年,也就是贞观四年,宰相房玄龄报告:“府库甲兵,远胜于隋时。”与此同时,社会财富积累也到了相当程度,社会治安良好。这一年,全国判死刑的人只有二十九人,刑法几乎停止。一种夜不闭户、路不拾遗的动人景象呈现出来。
  这一年,唐朝出动军队,解决了东突厥这个长期的边患,颉利可汗投降。同一年,周边各少数民族首领来到长安,共同上奏,公推唐太宗为“天可汗”,从此,唐太宗拥有了一个比“皇帝”的内涵还要更为宽广的至尊的称号,唐朝在给各国发文件的时候,都要盖上“天可汗”的大印。唐太宗成了天下共主。
  而到公元647年,即贞观二十一年,西北各族君长又主动要求修筑一条从北方各族地区直通唐朝的大道,称为“参天可汗道”。在大道沿途,还设立了六十八所驿站,驿站配有马匹及酒肉饭食,供给往来使者及过客享用。
  通过贞观时期的励精图治,唐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影响力的帝国,中国和世界各国的交往达到了帝制时代的一个高峰。印度、阿拉伯以及中亚各国的使者和商旅频繁往来于漫长的丝绸之路上,日本、朝鲜的遣唐使派了一批又一批,他们把学习中国当成一种“恩惠”。长安城这座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化大都市,成为中西文化的交融之地。人们把仰慕的目光投向东方这个泱泱大国。
  为什么唐太宗能够赢得周边各少数民族的共同爱戴?为什么唐朝能够赢得那么广泛的国际声誉?为什么在那个时代能够创造出四海宾服、万国来朝的盛景?这固然跟国力的强盛、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和唐太宗个人的魅力有关,但更与唐朝政府采取的自由、开放、包容的政策密不可分。
  唐朝周围有突厥、吐蕃、契丹、高句丽、南诏等众多少数民族政权,唐太宗对少数民族实行十分宽松、开放的政策。基于经济文化的吸引力、逃避恶劣的自然环境以及战争、压迫等原因,大量少数民族人口纷纷迁往内地,形成自南北朝以来的又一次民族大融合的局面。据估计,当时光是迁往长安居住的突厥人就有近万家,突厥人迁往内地的总人口达到百万之众。少数民族在内地享受着与汉人平等的机会和待遇,大量的少数民族将领成为唐朝军队里的中坚力量,朝廷里的少数民族官员甚至达到了一半以上。
  唐朝大力发展与当时世界各国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交流,唐朝的政治制度和儒家文化通过“遣唐使”的传播,深刻影响了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,直接导致了该国著名的“大化改新”。 而通过丝绸之路,中国的丝绸和唐三彩被源源输往阿拉伯、欧洲以及西域各国。
  与此同时,大唐帝国也以海纳百川的姿态吸收来自四方的文化、风俗和物产。通过玄奘的西天取经,佛教在中国得到了更进一步的传播。此外,波斯人的拜火教、东罗马的景教以及新兴的伊斯兰教也得以在中国传播。西方的音乐、舞蹈、体育等文化形式以及珍禽异兽、珠宝香料、玻璃器皿、金银货币也纷纷传入中国。
  那时,在唐朝的大都市中,胡化风气盛行一时,在衣角方面,有胡服、胡帽、胡鞋;在饮食方面,有胡饼、汤饼(面条)、冷淘(凉面)、混沌,这些吃法后来发展成为中原百姓喜闻乐见的饮食方式。
  作为帝都的唐长安城,是胡化风气最浓的地方。长安城完全配得上一个泱泱帝国的尊威,在当时,世界上有三个著名的帝都并存,除了长安,还有拜占庭帝国的君士坦丁堡、阿拉伯帝国的巴格达,而长安城的面积是君士坦丁堡的7倍,是巴格达的6.2倍,其面积达到84平方公里、人口超过百万。在这座都市里,唐人追求外来物品的风气,渗透了各个阶层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,追求胡人生活习俗的热情,甚至使一些贵族都愿意忍受那种很不舒适的帐篷生活。诗人元稹的诗形象地反映了这种胡化风气的盛况::“自从胡骑起烟尘,毛毳腥膻满咸洛。女为胡妇学胡妆,伎进胡音务胡乐。”
  史学家分析,西域人日常多食用羊肉,长安人乃至内地人深受其影响,形成了肉食的习惯,从而可能直接导致他们体格健硕。唐朝妇女以胖为美,不能说跟这种习惯没有关系。丰腴的体态显得雍容华贵,再加上高耸的发髻,飘扬的披肩,更显华丽大方,唐朝女子的打扮是真正的一副“盛唐气象”。
  史学家们还注意到,唐朝女子的打扮是中国历代女性中最为大胆和性感的。这在唐代名画《簪花仕女图》中可得到印证。图中所画的女子,云鬓蓬松,上戴硕大的折枝花朵,并簪上步摇钗;身着轻薄的花纱外衣,佩以轻纱彩绘的披帛,内衣半露,袒胸露臂。
  无论是吸纳外来文化和习俗,还是追求丰腴的体态、外露的打扮,在这种开放气息的背后,我们看到的是唐人的那颗强烈的自信心,他们绝不会担心中华文化会被外来文化同化掉。难怪当我们今天为了冲破一个个禁区而不得不煞费苦心时,总会那么容易梦回唐朝。
  唐太宗生前曾经十分担心,他的政绩赶不上尧舜。在他死后,《贞观政要》给出了这样的评价:“惟太宗文武皇帝之政化,自旷古以来,未有如此之盛者也。虽唐尧、虞舜、夏禹、殷汤、周之文武、汉之文景,皆所不逮也。”贞观时代这座中国历史上的至高丰碑,足以让唐太宗配得上这样的评价。
  孰公孰私的李唐家务
  也许正是因为担心身后的评价,唐太宗做出了一件首开先例的事,那就是强行索看当代国史。
  中国是一个特别重视修史的国家,从很早起,就形成了“君举必书”、“人君不观史”的观念。然而,早在贞观九年(公元635年),唐太宗就有了索看“起居注”的念头,被当时的谏议大夫劝阻;贞观十三年(公元639年),他再度向谏议大夫褚遂良询问:人君是否可以观看“起居注”?那里面究竟是写什么东西的?他说他想看看,不是为了别的,只是为了明白得失,以便警戒自己。褚遂良只得再度搬出古制,说:“起居注”里对于人君的言行,无论善恶,都得记录下来,自古以来,不曾有帝王亲自观看的。到了贞观十四年(公元640年),唐太宗观看国史的要求变得坚定起来,他说:“不知当代国史,何因不令帝王亲见之?” 没得办法,房玄龄等只有删略国史为编年体,撰高祖、太宗实录各二十卷,交给他观看。
  其实唐太宗要看的,主要是对“玄武门之变”的记载与评价。大概为了防止刺激唐太宗,房玄龄等人对记录“玄武门之变”的文字作了些手脚,使之变得“语多微隐”。唐太宗不满意,要求“削其浮词,直书其事”;同时,他又说,他的行为与“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,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” 是一样的,目的是为了“安社稷,利万民耳”,因此,不应有所隐晦,而应直书其事。
  这等于是在给史官作史定调子,言下之意,他发动“玄武门之变”是英明的,是可以彪炳史册的。现在,之所以我们看到的唐史,把唐太宗建国的功劳拔得比他父亲还要高,把李建成、李元吉写得一无是处,这跟唐太宗“观史”的动机是分不开的。后人对唐太宗的这一行为颇多诟病。
  作为皇帝,他多少总会利用手中的权杖来为自己做点事。除了为自己“正名”外,唐太宗还把他的姓氏“李姓”提到了天下“第一等”的位置。
  自魏晋南北朝以来,门阀制度兴盛,特别是在北魏时期,形成了以清河崔氏、范阳卢氏、荥阳郑氏、陇西李氏、太原王氏为一等士族的所谓五大名门,它们合称为山东士族。经过几百年发展,这些山东士族在政治和经济地位上逐渐走向衰落,但在时人的观念中,他们还是被目为一等士族。到了贞观时期,唐太宗觉得,很有必要“遍责天下谱牒”,以便重新“刊正姓氏”。贞观六年(公元632年),他命令吏部尚书高士廉等人负责修订《氏族志》。可能是高士廉对唐太宗下达的指导思想领会不够,六年后,当他把《氏族志》的草稿交给唐太宗审阅时,唐太宗大为不满,因为草稿中仍然把崔氏列为第一等。唐太宗要求重修,并明确提出以“今日官爵高下”作为确定姓氏等级的原则。这样,重修后的《氏族志》就把皇族的李姓排为第一等,外戚长孙氏排为第二等,崔氏等姓氏则降为第三等。
  早在李渊时期,李渊就把他的祖上跟陇西李氏联结在了一起。陇西李氏本就属于山东士族之一,而李世民编修《氏族志》,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打击没落在内的山东士族,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李唐皇室与陇西李氏之间传承关系的不可靠性。但是回过头来讲,正是因为李渊的这种联系,从而使得陇西李氏在“李唐”之“李”登上一等姓氏之后,获得了簇新的发展空间,进而成为李姓中最大的、也最富有吸纳力的郡望。与此同时,李姓借势登上国姓地位,以此惠及所有的李姓人,为李姓人口的迅速攀升扎下了深厚的根基。
  如果说抬高李姓地位是一件颇含私心的公事的话,那么选定皇位继承人则是一件公私纠缠不清的事了。当年李渊在位的时候,李世民为了争夺皇位继承权,不惜处心积虑,弄得李渊左右不是人;现在轮到李世民当皇帝了,他才明白父亲的苦楚。他可不愿他的儿子们像他和他的兄弟们那样,可是,非常不幸的是,与当年惊人相似的一幕,在他的面前几乎就要翻版上演。
  李世民与长孙皇后总共生了三个儿子,分别叫李承乾、李泰、李治。李世民早早就立了长子李承乾为太子,在为太上皇守孝和外出期间,他多次叫长子在长安承担处理政务的重任。史书对李承乾监国时候的评价是“颇识大体”、“颇能听断”,这说明太子治国的能力得到了比较一致的认可。
  但就在这个时候,太子地位的危机出现了。危机出现的原因有两个,一是李承乾的身体出了问题,患了足疾,走路都很艰难;二是次子魏王李泰的声誉越来越高,唐太宗明显表现出对次子才华的偏爱。
  当太子感觉到来自魏王的威胁后,两个人之间的猜忌和较量就开始了。在长达数年的拉锯战中,围绕两个皇子形成了两个对立的集团。作为李承乾,为了保住太子的位子,他显然要心急得多,他策划了刺杀魏王和诬告魏王两起事件,结果两起事件都露了馅;而魏王一方却一直保持镇定,这使得更多的人把同情的目光投向魏王。
  贞观十七年(公元645年),一件意外的事件把太子谋反的阴谋给牵扯了出来。这年三月,唐太宗与阴妃生的儿子、齐王李祐在别人的唆使下起兵造反,在造反得到平息后,李祐手下的一个武士为了活命,供出了太子也打算谋反的秘密。原来这个武士曾经在东宫为太子效力,他掌握太子的动向。唐太宗不敢相信,结果一查,事实俱在。太子居然想暗杀父皇以抢先夺位,面对此情此景,唐太宗很伤心,但他念及骨肉情谊,没有杀掉李承乾,只是把他废为庶人。
  李承乾倒了,大家认为李泰成为皇位继承人是铁板钉钉的事,可是,谁也没想到,一直默默无闻的三子晋王李治像一匹黑马一样杀了出来,并最终获得皇位继承权。
  史书描述,李治是一个性格柔弱的人,至少从继承人的角度,唐太宗并不喜欢他,但是,两件事情最终促成唐太宗选择了他的三子。一件事是,有一次,李泰扑进唐太宗的怀里,很动情地说,如果让他做太子,他当了皇帝后,就把他唯一的儿子杀掉,好让弟弟李治来继承他的帝业。这个表态很让人生疑,杀掉亲子而让弟弟即位,这太不符合人之常情了。另一件事,长孙无忌、褚遂良等一大帮老臣都坚决站在李治一边,李治虽然柔弱,但老臣们认为他很仁孝,只有他才能让太宗的后嗣得以保全。想到李泰的反常举动,想到李治背后的强大团队,唐太宗最终下定决心确定后者为他的皇位继承人。
  有人认为,因为李治的性格,唐太宗选择了他,这为后来武则天的称帝、使得唐王朝的基业出现变数埋下了伏笔。但是,从另一个角度讲,正是因为选择了他,从而避免了兄弟相残一幕的再度上演。
  尽管如此,太子易位事件对唐太宗的精神打击还是相当大的。史学家分析,唐太宗本就有家族病史,是一种叫做风疾的病,属于今天的高血压一类。以这样的多病之躯,再加上后来远征高丽的失败,不到五十岁的唐太宗已经显得心力交瘁了。
  唐太宗早年谈古论今,对于秦始皇、汉武帝迷信长生的行为,都曾给予很理性的批判。但是,等到他老了,他才意识到,自己不再对自己的身体充满信心,居然也迷信起灵丹妙药来。据载,贞观二十一年(公元647年),他已经有服食丹药的行为。贞观二十二年,从天竺来了个方士,自称已活二百岁,豪言有长生之术,唐太宗赶忙把他请到宫廷里来炼制丹药。经过一年时间,丹药炼出来了。孰料,唐太宗一服,竟中毒而亡。
  一代明君有些不明不白地去了,但好在,由他开创的那个时代散发的耀眼光芒并不会因此黯淡,相反,这束光芒一直在照耀后世的中国,并将一定照耀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未来。(mgreenhill)

  [来源:天涯微博]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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