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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三行故事:伍秉鉴与他的家族
 
发布时间:2015-12-07  浏览次数:7次  来源:互联网整理
 
 
 
      先解释一下“一口通商”。所谓的“一口通商”,一口通商指的是广州,“口”指的是粤海关,是广州口岸。一口通商准确地说,是面向欧美的海洋贸易的唯一口岸。意思就是说,当时对外开放的口岸其实并不止一个广州,但是,西方海洋过来中国贸易全部必须集中在广州,所以现在人们俗称一口通商,这是一个俗称。所以现在讲一口通商,你要有一个限定语。一口通商的时代是1757-1842年。
      什么是十三行?“行”指的是商行,对于十三行具体来说,它指的是外洋行、洋行。也就是说,是十三家对外贸易的大公司,不是一般的小公司,是大公司。他们的所有者和经营者我们就把他叫做十三行商人,简称行商。十三行就是指在广州这么一个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群体,因为有时候并不止十三家,有时候多于十三,有时候少于十三。所以,十三行并不是一个确指。十三行还有一个意义,就是指十三行商馆区,就是在文化公园附近,我们现在叫西关。十三行也可以指一个商人群体,它也可以指一个商馆区,那一片的街区。当时在整个广州口岸里面,十三行是广州口岸的核心。
      一、伍秉鉴的家族:来自福建,投身外贸
      在古代的中国,海洋贸易最活跃的两个省是福建和广东,为什么广东和福建是我们国家海洋贸易最活跃的省份?
我们国家的海洋状况是,东面除了朝鲜、日本、琉球这几个有限的国家以外,再往东去的话,就是世界上最大的一片大洋——太平洋。太平洋在当时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,对于人类来说,是一片令人生畏的、不可逾越的汪洋。但是,东南方的情况不一样,东南面靠近东南亚,东南亚我们过去叫南洋。从我们国家的东南过去,航海非常方便,更重要的是,通过东南亚,往西走是马六甲海峡,通过马六甲海峡再往西走可以到达印度、西亚,就是现在的中东地区,甚至可以到达非洲东岸,非常广阔。所以离东南亚最近的福建和广东是海洋贸易最活跃的地区,在明代和清代的时候,东南亚被很多西方国家占领,比如说葡萄牙占领了马六甲,西班牙占领了菲律宾,荷兰占领了印度尼西亚。中国人到南洋去做生意,经常是跟西方人打交道。
      广东和福建虽然海洋贸易都很活跃,但两个省的情况又不一样。福建主要是出海的通道。那么广东,特别是广州,主要是一个中西交易的场所,所以两个省的情况又有点不太一样。后来来自西方的商船,明代开始有了西方的商船,到了清代来的越来越多,西方的商船基本上都选择了停泊在广州。所以这么一来的话,所以广州口岸就吸引了很多内地的商人,其中包括了福建的商人。福建人经常到东南亚做生意,他们经常会跟西方人做生意,加上广州又是中西交易最重要的场所,所以很多福建人就来到广州了,其中就有伍秉鉴的先祖。
      伍氏入粤族谱
      一代 伍典备
      二代 伍朝凤
      三代 圣字辈
      四代 章字辈 伍章茂(字怡伟)殁于行洋
      五代 国字辈 伍国瑞 伍国珩 伍国莹
      伍氏家族早先在福建是从事种茶叶的,清代的初期伍秉鉴的祖先来到了广东,入粤以后,估计他们这个家族从事的还是广东与福建之间茶叶的买卖。到了第五代的伍国莹,这个家族外界才开始有了记录。应该说伍国莹之前的前几代,这个家族的日子应该过得比较艰难,为什么这样说呢?我们举几个例子。第四代的伍章茂,他的职业是跑海上运输的,海上运输的风险很大,他死在了电白。
      到了第五代的伍国莹是兄弟三个人,他前面有两个哥哥,这两个哥哥都很年轻就死了,而且这两个哥哥都是终身未娶。所以,这些都可以推断他们这个家族的日子可能过得比较艰难。到了伍国莹就继承了他们伍家的生意,估计不是很大的生意,反正还是继续去做。他们那时候不是行商,他就到十三行打工,包括做做帐房、会计,后来有了起色。
      伍国莹的商名叫伍浩官,所谓商名就是从事做贸易的时候人家这么称呼他的名字。他的第三个儿子伍秉鉴生下来以后起了个乳名叫阿浩,他就用了这个浩字,把自己的商名定为伍浩官。
      1777年的时候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已经有了浩官跟公司做茶叶交易的记录,后来他慢慢积累了人脉,积累了经验,积累了资金,后来伍国莹就开始重出行商,参与经营的行叫做元顺行,他一开始参与经营,还不完全是他的,这时候是1783年。所以,伍氏的后人就说,“怡和行实以国莹为始祖”。
      伍国莹是精明能干的,但是,他很不顺利,他经营元顺行以后,他遭遇跟英国人、粤海关的经济纠纷,搞得挺狼狈的。也许因为这个原因,伍国莹有点无心恋战,所以就很迅速地把业务交给了他的儿子。他的第二个儿子伍秉钧,交给他的时候是1792年。伍秉钧非常能干,伍秉钧接过这个行务以后就正式的创办了怡和行,“怡”字取得是第四代的伍章茂(字怡伟)的字。
      但是很可惜,这位很有能干的商人伍秉钧在35岁的时候病逝了,他的弟弟伍秉鉴接手了怡和行,这一年是1801年。到了1826年伍秉鉴也退居了,把怡和行的行务交给了他第四个儿子伍受昌,伍受昌是1826年接过了伍秉鉴的行务。但是,伍受昌33岁就去世了,他在1833年就把行务交给了他的弟弟伍崇曜。但是,不论是伍受昌还是伍崇曜,他们在经商的过程中,实际上后面一直背靠着一棵大树,就是他们的父亲,也就是怡和行实际的掌门人伍秉鉴。祖孙三代一共有五个浩官,这五个浩官都很有名气,但是,其中最重要的还是伍秉鉴和伍崇曜,伍秉鉴是第六代,伍崇曜是第七代,伍秉鉴又叫伍敦元,伍崇曜又叫伍绍荣。伍浩官的名字享誉世界,连德国的思想家卡尔•马克思的著作里也提到伍浩官这个名字。
      二、精于经营,恪守诚信
      所谓一口通商的广州对西方的贸易主要是茶叶贸易,伍秉鉴在经营怡和行,应该说他的父亲和他的哥哥已经为他打下了很好的基础,但是,真正把怡和行做大做强的是伍秉鉴。伍秉鉴是一个商业天才,他有过人的精明。比如在一口通商的广州主要是茶叶生意,在所有进口的外国商品和出口的中国商品里面,茶叶都是最大宗的商品。十三行的商人所做的生意主要就是茶叶,伍家也不例外。
      其实讲起来整个贸易过程很复杂,经手人要经过很多道程序,经过山区,种茶的茶园,一直到下来整个流程,到广州的黄埔港,这边是外国商船把茶叶运走,把整个茶叶经营的过程浓缩在这个画面上。首先是茶区的茶农要把茶交给茶区的茶商,然后从茶区的茶商再到广州的茶行,广州的茶行再交给十三行的商人,十三行的商人再卖给外国商人,是这样一个流程。
      十三行的商人在一口通商的时候是垄断性的商人,当时在广州有很多外国人在做生意,这些外国人带来的是西方的进口商品,要在广州买中国的出口商品。在内地有很多商人也到广州来,他们带来了很多中国的出口商品,再买很多西方的进口商品再到国内去,是这样一个情况。但是,十三行商人是垄断的,外国商人也好,中国商人也好,所有进口、出口的都要经过十三行商人,主要是指大宗的商品。而且十三行商人并不多,少的时候只有几家,多的时候十几家,垄断的特权是朝廷给的。
      从运输的路途,那时候的茶叶主要是在武夷山,福建的北部,还有安徽的南部和江西婺源那一带,我们就举武夷山为例,因为武夷山出口茶叶最多。茶叶先从武夷山走一段山路,然后到江西的河口镇,从河口镇通过一条河(信江),又通过鄱阳湖到南昌,又通过南昌,这段是水路。第一段是山路,河口是水路到南昌,南昌就是赣江的下游,然后通过南昌一直顺着赣江水路,一直到南安,就是赣江的尽头了,不能再走了。接着又要把船换成挑夫去挑,挑过广东背面的南岭山脉,经过浈江梅关,然后再到南雄。到了南雄再换上船,这里就是浈江,南雄到曲江之间一条很窄的江叫浈江,通过浈江运到曲江,到这里就是北江了,小船换成大船,大船再从北江一路直下广州十三行。
      所以这个流程很复杂,经手人这么多道,流程这么复杂,你可想而知,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,茶叶的质量都会受影响。但是,伍家采取了什么措施,现在没有记录,所以我也不能乱说。但是,肯定伍氏家族的怡和行有一整套很精明、很高明的措施,而且是“以品质为王”的措施,保证了茶叶的质量。所以,外国商人高度评价怡和行的茶叶,只要这个茶叶上贴上“怡和行”的标志,就被外国的公司鉴定为是最好的茶叶。一般来说,怡和行的茶叶卖出去的价钱也比较高,特别是美国商人,大多数是跟怡和行打交道的,买他们的茶叶。正因为怡和行能够保证质量,而且能够按时交付茶叶,所以怡和行的利润也就水涨船高了。
      当时在广州口岸贸易最占压倒优势的是英国东印度公司,我们看看怡和行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交易,伍秉鉴的怡和行在东印度公司的交易里面一直占了很大的份额,伍秉鉴当了总商以后,他们在东印度公司里面的份额是占最高的。举1830年为例,这一年怡和行卖出的茶叶是50800箱,占的份额是整个东印度公司在中国买的茶叶里面18.6%,价值1274000两。这还没有加上其他国家的商人,还没有加上英国个体户的商人,他们加在一块的话,怡和行每年卖茶叶的交易额达到了几百万两的数目。
      美国人跟怡和行做生意做的最多,美国人帮衬怡和行帮衬得最多,伍秉鉴也慷慨的帮助美国人。比如在道光三年(1823年)的时候,曾经有一个美国人欠了伍秉鉴72000多元。因为那个时候,广州口岸的白银分两种,中国的白银是元宝型的,但是,外国的白银是硬币,叫做银元。有个美国波士顿的商人欠了伍秉鉴72000多元,因为他经营得不好,他还不起,清政府就不让他回国。后来伍秉鉴知道了这件事情,就把他找来问清楚了情况以后,伍秉鉴就说“你是我的第一号老友,你是一个很诚实的人,只不过你不走运,这样吧,我现在就当你的面把欠条撕了,你回去吧。”这个事情影响很大,因为72000多元不是一个小数目。
      波士顿商人欠了72000多元,在这件事情发生的几年前是嘉庆皇帝的60大寿,这是国家大事,很重要的一件事情,大家争相去进贡,去送礼。嘉庆皇帝60大寿的贺礼,十三行商人都是要做的。当时天宝行的商人梁经国送得最多,送了2万多两白银,合成银元应该是3万多元左右。也就是说,那个时候这么大一件事情,天宝行行商送给皇帝60大寿的礼才3万多元,而波士顿商人欠伍秉鉴的是70000多元。
      所以这个事情他做的很高明,如果你仅仅用伍秉鉴的仗义去理解这件事情,我觉得可能还不够。打个比方,就像我们在军事上,有时候是为了最后更大的胜利,有时候往往会主动放弃一些城池。正因为伍秉鉴这样做了,伍秉鉴做了这么大的生意,他这种慷慨之举肯定是有想法的。果然他这么一做以后,伍秉鉴的大名在外国商人广为流传,直到今天,最近一个美国的历史学家写了一本书,他在这本书里面又提了这件事情,伍秉鉴怎么慷慨。提完以后这位历史学家克•杰•多林再一次提到这件事情,还有评论。他说伍秉鉴更是声名远播。他的正直、友善甚至传到了波士顿、纽约和许多对华贸易活动兴盛的港口,从而成为在美国知名度最高的中国人。
      怡和行的信誉为各国商人而称道,比如大名鼎鼎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就常常把怡和行当成自己的银行。因为那个时候的贸易有点像我们今天的交易会一样,我们今天的交易会是有限期的,每年两次,每次多长时间。那时候也是这样,有贸易季,只有半年是做生意。做完生意的半年以后,西方的商船返航回国了,还有少数西方人留在了广州。那么,这些留在广州的人,按照中国政府的规定,你不能住在广州,你要走,到澳门去,等到下一个贸易季的时候再请你们过来。他到澳门去的时候,因为珠江边十三行商馆区,珠江边那一带都是外国商馆,他们要离开这里到澳门去,他们手头有很多钱,不像现在有银行,但那时候没有银行。怎么办?英国东印度公司当时最牛,他们就把钱存在怡和行。比如1818年嘉庆的二十二年,东印度公司在临离开广州去澳门之前就把57万元的现金存在伍秉鉴那里。
      三、全球视野,开放意识
      伍秉鉴和他的怡和行,一个是精明,一个是诚信,但是,我觉得精明和诚信是所有成功商人的共通之处,也就是说,所有成功的商人,他都可以说是精明的,诚信的。伍秉鉴的怡和行跟这些其他成功商人有什么不同的地方?这个就是我最想说的,是他的全球视野、开放意识。也就是说,在古代中国的商人里面,最具全球视野、海洋观念、开放意识的就是十三行商人。而伍秉鉴家族是其中一个典型,是一个突出的代表。这并不是说广州的商人特别聪明,不是这样子,或者说广州的商人长的脑袋跟别人不同,也不是这样。主要是那个时代那个环境给了十三行商人一个特定的条件。
因为十三行现在要做电视纪录片,我们上个月在广州图书馆就搞了一个新闻发布会,要开拍了。我们想把外国领馆的领事也请过来,当时我们台里面还跟我讲,范老师,能不能开列一个领馆的名单,那时候跟广州一口通商有关系的国家,能不能开个单子给我们,我们就按这个单子去找领馆,他们说有点关系的都写上。我后来想了想,我就开列了20个国家,还没开全名单。你想那时候十三行的商人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经商的,你要是不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去做生意,你不以这种心态去面向海洋,面向世界,你在十三行根本就别想混,就像你要是生在湖南的话,你自然就喜欢吃辣椒,道理是一样的。
      当时广州口岸的对外贸易占压倒优势是英国东印度公司,这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在珠江边的(现文化公园那里的英国商馆),那时候东印度公司的总部在伦敦,广州这里等于是一个分公司或者叫办事处,你都可以这样理解,那时候广州人把它叫做英国商馆。
      伍秉鉴跟英国东印度公司有密切的交往,有很多生意来往,除了英国东印度公司,另外比如说还有印度的商人。道光初年,有一个在广州做买卖的印度商人,叫做默万吉•马尼克吉•塔巴克,他跟伍秉鉴之间有些生意上的来往。过了没多年以后,他的一个远亲也是印度商人,叫做詹姆塞特吉•吉吉博伊,詹姆塞特吉•吉吉博伊来到广州以后是做棉花买卖的,因为印度的棉花非常好,大量的棉花会销到广州来,他也跟伍秉鉴之间有了生意上的来往,慢慢慢慢大家就熟了。
      詹姆塞特吉•吉吉博伊做棉花生意发了财以后,他后来回到孟买,他就在孟买扎下了根。伍秉鉴就请他做了怡和行在印度的代理商,于是伍秉鉴跟詹姆塞特吉•吉吉博伊之间就是生意频频、书信频频。直到现在,在孟买的档案馆里面还保存着一批伍秉鉴给詹姆塞特吉•吉吉博伊的信件,现在还保留在那里。
      最能体现伍秉鉴家族开放意识的是他们和美国的关系,1783年美国的独立战争胜利,战胜了英国的军队以后,英国承认它的独立。1783年刚刚独立的美国非常弱小,很贫穷,很弱小,地方也很小,人也很少,也很穷,也没有朋友。所以那时候作为那么小的美国,他们怎么走出困境,他们就看上了对华贸易,想通过对华贸易来摆脱他们的困境。因为那时候对欧美的贸易是集中在一口通商的广州,所谓的对华贸易实际上就是对广州的贸易。
      就在独立战争胜利以后的第二年,美国第一艘对华贸易的商船“中国皇后号”就来到了广州,不过它挂的是英国旗,但实际上美国船。来到广州以后,他们就由“中国皇后号”开启了中美之间的贸易,同时也开启了中美之间的关系。或者反过来说,中美的关系就是从美国商人跟十三行商人,跟广州口岸的通商关系开始的。今年刚好是230周年,当时的美利坚合众国有一种初生之犊不畏虎的劲头。美国人来到广州以后,马上就显示出一种后来者居上的优势,伍秉鉴就很聪明地看准了这一点,所以他就很重视跟美国人做生意,很重视发展跟美国的关系。而且到后来的时候,伍怡国基本上是专门做美国生意,特别是跟美国在中国广州最大的企业旗昌洋行是最重要的合作伙伴。
      有一个美国人长期住在广州,他叫亨特,他有一段记录,他说伍秉鉴专和旗昌洋行一家合作,它的对外贸易全由旗昌洋行一家代理,他在武夷山区拥有大片茶园,每年将从该处出产的名茶——功夫运往伦敦,它在英国市场上很受欢迎。他的交易额很大,全部由他驻广州的代理人办理,这个代理人指的就是旗昌,他非常信任这些代理人,放手让他们去做。他的货物输出到英国、美国和印度。
      那么,伍家和旗昌结合在一起,实际上就是伍秉鉴委托旗昌去帮他的代理人,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。为什么说是双赢?就是旗昌是依靠着伍秉鉴的怡和行,他实际上是靠着一棵很大的经济支柱。反过来,伍秉鉴的怡和行又在旗昌洋行那里得到什么好处呢?因为十三行基本上是坐镇广州的,美国人不同,美国人是满世界上跑去做生意的,所以美国人国际贸易的经验非常丰富,伍家也就是利用了美国人这种国际的经验。还有一个好处是,他们委托旗昌,他们把很多的货物可以运输,或者是把贸易做到国外去。因为中国官府对这些卡得很死,很严,这样一有了委托人,一有了旗昌洋行就好办了,这些是美国人做的,等于就是不受中国官方的追查,也不受中国官方的勒索。
      另外,伍秉鉴也没有让自己的财富趟在自己家里睡觉,他还要想办法,他就是靠着这些在美国的代理人,不断的去向美国投资。在那个年头,在古代向美国投资的商人你还能找出谁。比如说伍秉鉴通过旗昌洋行的股东来投资美国铁路,密歇根中央铁路和柏林敦和密苏里河铁路就是伍秉鉴参与投资的,除了铁路,还有美国的证券交易和美国的保险业务,怡和行都参与投资了。也正因为这些商业活动,为怡和行赢得了世界性的影响。所以我们讲是全球视野、开放意识,这些都说明了。
      四、富可敌国,万众追捧
      正因为怡和行的成功,所以他们积累了惊人的财富,在今天有不少的文章,不少的场合伍秉鉴都被宣传为是“世界首富”。作为我个人,我个人一般不特别这样强调,我只是想客观的阐述这个事实。有美国学者曾经有这样的讲法,当代的美国学者特拉维斯•黑尼斯三世、弗兰克•萨奈罗曾经说过“到1834年,伍浩官不仅是行商最重要的成员,而且可能是那个时候世界上的首富。”
      2001年,美国的《华尔街日报》搞了一个专辑,他统计了过去1000年里全世界最富有的50人,其中有6位是中国人:成吉思汗、忽必烈、和绅、刘瑾、宋子文、伍秉鉴。成吉思汗一代天骄,成吉思汗的后代忽必烈是元朝的皇帝,和绅是清代的一个大贪官,是乾隆皇帝的宠臣,刘瑾是明代的大太监,也是一个大贪官,宋子文是蒋家王朝的皇亲国戚,是民国的财政部长、外交部长。还有一个就是伍秉鉴。有的学者分析,这6个人里面,只有伍秉鉴一个是纯粹的商人,只有他的财富是纯粹的商业财富,尽管他是垄断得来的,虽然具有垄断权,但毕竟它是商业财富。
      伍秉鉴到底有多少财富?这又是亨特说的,“浩官究竟有多少财产,是大家常常谈论的话题”。这个“大家”主要是指西方人,他在西方人里面很多“粉丝”,像我们今天大家在全世界议论乔布斯一样的,那时候伍秉鉴是大家很倾慕的一个商人。但有一次,因提到他在稻田、房产、店铺、钱庄,以及在美国、英国船上的货物等各种各样的投资,在1834年,他计算一下,共约值2600万元。当时的购买力约等于现在的两倍,以现在的钱币来说,他拥有5200万元。
      当年清政府的年财政收入是4000万两,伍氏家族财产是2600万元,换算成银两就是1872万两。清政府的年财政收入才4000万两,也就是说,伍家的财产差不多等于清政府全国年财政收入的一半。所以,人家说他是富可敌国这是不夸张不过分的。所以那时候伍秉鉴是闻名世界的商界明星,特别是在美国人中拥有众多的“粉丝”,西方的“粉丝”对他的羡慕我们举几个例子说明一下。曾经有一艘美国船,这个船造好了下水,这艘船就命名它叫“浩官号”。
      英国两个大鸦片烟贩子,查顿和马地臣勾结在一起,然后两个在广州成立了一个洋行。查顿马地臣洋行的英文名叫Jardine, Matheson and Company,他们同时为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叫怡和洋行。所以现在一说怡和就有两个,一个是伍秉鉴的怡和行,一个是查顿和马地臣的怡和洋行。
      《洋行之王》这本书就是怡和和它的商业帝国,这本书是讲英国的怡和洋行,不是伍秉鉴的怡和行,这么大的洋行也用了伍家的名字。不管今天的人对他怎么评价,但是,有一个事实你不能否认,从十三行开始一直活跃到今天的外资企业唯一的是怡和洋行,怡和洋行到现在仍然在活跃着,跟中国古代、近代的很多大事件都产生了交集。
      (PPT)这幅画因为扫描效果不好,实际上这个画画得非常漂亮,是当时跟十三行关系很密切的一个画家钱纳利的作品,这幅画很漂亮,这幅画长期挂在香港的汇丰银行里面。钱纳利在1830年画了这幅画,第二年1831年钱纳利还把这幅画拿到英国的皇家美术学院去展览。值得说明的是,一幅这么有名的画像,为什么钱纳利要画这个画像,他不是应画中人伍秉鉴的要求去画的,他是应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的大班普顿的请求画的这幅画,你就可想而知那时候西方人对伍秉鉴的这种感觉。
      五、与官博弈,落花流水
     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伍秉鉴的画像全都是穿官服的,他是商人,但是,我们看到他的画像全部是穿官服,为什么商人这么喜欢穿官服?就十三行商人的社会地位有几点我想说明一下。
      1.士农工商
      2.官贵民贱
      3.藐视产权
      4.保商制度
      在中国的古代社会里面,士农工商,商人的地位是最低的,不管你赚了多少钱。中国又是一个皇权至上的国家,代表皇权来行政的是一个庞大的、强力的官僚体系,所以是官贵民贱,这是社会的常态。尤其十三行商人的顶头上司粤海关,那时候粤海关的关长叫粤海关监督,粤海关监督都是皇帝的嫡系部队派到广州来收税的,就好象今天黄埔军校的校长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胡宗南、杜聿明、张灵甫是他的嫡系部队,那时候的粤海关监督就是粤海关的关长,都是皇帝的嫡系、心腹。
      当年的英国人看到了十三行的商人有这么一句评论,英国约翰•巴罗说“行商见了官府最低的小吏也会发抖……”。
      另外一个英国人岱摩很快通过十三行商人,他看清楚了中国商人在中国的社会地位,他这段话讲的很有意思。岱摩说“在海关监督面前——他们都是高级官员——行商们从来都行跪拜礼,跪倒在地,叩首多次。即使某位骄傲的官员允许他们起身,他们的眼睛也从不会超过他的官服的第九粒扣子,疏忽了这项严格礼节,行商就会遭到最严厉的乱棒责打,如同处罚一个普普通通的轿夫。”第九粒扣子是什么位置?领口是第一个,第九粒扣子到了什么地方,那种视线,你从来不敢看他那么高,你想想行商那种表情。这是他的亲眼所见。
      我们大家很熟悉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一首诗《卖炭翁》:
      卖炭翁,伐薪烧炭南山中。 ……
      翩翩两骑来是谁?黄衣使者白衫儿。
      手把文书口称敕,回车叱牛牵向北。
      一车炭,千余斤,宫使驱将惜不得。
      卖炭翁卖的炭,第一句话就说明,他砍柴烧炭,炭的产权是属于卖炭翁的,但是,当他把炭拿到街市上卖的时候,突然间来了两个人,翩翩两骑来是谁?黄衣使者白衫儿。皇宫里的太监和爪牙来了之后,不由分说,把一车炭拉起就走。所以,拿着皇帝的文书就说“这是皇帝的命令”,拿走就拿走了,你一点奈何都没有。
      所以,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十三行商人也是卖炭翁,专制王朝从来都蔑视产权,政治权力就是就天然的抢劫权,合理的,这是天然的。十三行的商人也是,他们的财产被官府和朝廷可以随时去剥夺。
      这段话是在乾隆二十四年(1759年)法国商人写给广东官府的一个报告里的一段话,“借办贡物名色,需一索十之恶习,宜加严禁也。查从前采办贡物,关宪每先列单,当面饬令行商购备,定价不过敷用而已。近十余年来,每遇需用一件,关吏与内司与地方官,向各行索取,奚啻十件,日无宁晷,以一件藉办贡物之需,或藉为某大人自贡之用,余则归其私囊,任意单派,无论行商之有无,日催坐迫,或索银两代买,或指已向某店买到,令还银两,不一而足。若不应与,则挟恨寻事,惨不胜言。”这就是伍秉鉴所处的时代,就这样,那你说他跟卖炭翁有什么区别?
      另外,还有一个保商制度的问题,所谓的保商制度就是,当时的大清王朝,官员是很尊贵的。我们现在叫外国友人,那时候外国人被中国人看不起,叫蛮夷。嘉庆九年(1804年)两广总督倭什布:天朝国法森严,大臣、官员不准与番国交接。官员是不能跟外国人混在一起的,不能够见面的。那么,在广州口岸这么多外国人,这么多外国的事要跟官府打交道,怎么办?好办,有十三行商人。所以,当时有一种“保商制度”,所谓保商制度就是,十三行的商人在中间,外国人也好,官府也好,这两头有什么事情都是通过十三行的商人,这叫保商制度。外国人来了一定要找一个保商,这个保商就要对这个外国人所有的一切负责任,什么事情都要负责任,包括你收税也好,包括刑事案件也好,包括你的吃穿住行,保商要把他所有的东西包起来,所有的风险你都要担起来,有什么事情官府找你。他就夹在中间,这边的西方人很强悍,那边的中国官府很蛮横,中间是很弱小的十三行商人,就是这么一种制度。
      马克思说:“如果诸位看一看文件,便会发现,当约翰•包令请求会见叶总督时,总督是准备会见他的,不过指定商人伍浩官的座落在城外的房子作为会见地点……约翰•包令却觉得,除了总督官邸以外,到任何地方去有失尊严……”。
      那时候已经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了,不是一口通商的时候了,总督答应见了,不过不能在官方的地方见他,会见的地址要安排在伍浩官的家里。约翰•包令就不干,他说要见的话,就在总督官邸,除了总督官邸以外,到其他任何地方去都有失尊严”。因为约翰•包令是当时的英国特派全程大使,等于是英国钦差大臣,代表英国来办中国的事情到中国来。后来约翰•包令就接任了香港总督。马克思就讲到了这件事情。虽然那时候已经没有保商制度了,那时候已经一口通商结束了,但是,那种历史惯性还在,外国人跟官府之间有什么事情十三行在中间就要起中介作用。
      前面讲了这么多的情况,这就是十三行商人所处的环境。这样的情况下,十三行商人该怎么办?他们有什么对策?首先就是要捐官,花大笔的钱去买官。虽然买来的官没有实权,是个虚名,虚名也是官,他也可以有顶戴,也有官服,所以我们看到伍秉鉴是穿官服的。
      伍秉鉴捐的官是三品,那是最高的,当时十三行商人里面能够捐到的官是最高的,后来到了鸦片战争的时候,可能他的儿子伍崇曜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,朝廷认为他还算是有些功劳,就赏了个二品给他,伍秉鉴是三品。除了捐官以外,还要积极主动的去勾结官府,不但要勾结广东的官,还要勾结朝廷的官,要大把大把的撒银子,而且要从你一开始当行商的时候就要撒银子。你要当行商要申请,因为行商是个垄断的商人,你一定要经过官府的批准,最后要皇帝恩准了,有皇帝的上谕你才能当行商,当时是个很重大的事情。按说这个事情是公事公办,等于申请一个营业执照,但是,私下里他要给粤海关监督行贿一大笔银子,你想得到营业执照你要行贿多少银子呢?史料上一般的记载是2-6万两才能得到营业执照,这是私下的行贿。除了这个以外,还有很多自愿的、被迫的捐输,什么事情动不动就找你们行商捐钱。
有历史学家统计,1801-1843年,伍家怡和行仅送礼、捐输和报效的银钱1600万两,1834年,伍氏整个富可敌国的家产才1872万两,但是,他们的捐输达到了1600万两,这是有历史学家的统计。这是一个说法。
      还有一个说法,光绪年间《广州府志》:计伍氏先后所助不下千万,捐输为省内冠,在全广东省里他的捐输是最多的。十三行商人长期以来在外国人和官府两头极力的周旋,往往还是力不从心。在1831年的时候,因为英国商馆是在珠江边,英国人想在珠江边搭建一个码头,由怡和行出面跟官府疏通这件事情,当时伍崇曜出面到广东官府去出面疏通这件事情。当时的广东巡抚听了以后非常不高兴,勃然大怒,发怒要把伍崇曜杀了,吓的伍受昌马上跪在地上跪了一个多小时,旁边还有粤海关的监督,粤海关的监督就帮着说情。由于他跪了那么长时间,粤海关监督又说情,最后才免于一死,当时把伍受昌吓得要死。两年以后伍受昌就病逝了,然后他的五弟伍崇曜才顶上来。所以有些专家学者说伍受昌英年早逝,恐怕跟那一场事故很有关系,就是英国想扩建码头的事情,可能很有关系。
      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,第二次鸦片战争是1857年,那时候伍秉鉴已经去世了,尽管那个时候,随着一口通商的消亡,一口通商结束了这个制度以后,保商的制度也就跟着消亡了。但是,因为那种惯性还在,当时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,英国人就攻打广州,这时候官府又叫怡和行出面在中英之间进行调情,实际上就是议降。
      当时《伦敦新闻画报》在1857年2月21日里,《伦敦新闻画报》里有这样一句话,“另一张速写表现英国驻广州领事在卸任时跟伍浩官、卢茂官、潘启官等老一辈的行商们辞别的情景。”第一个名字是伍浩官,伍秉鉴已经去世了,这个伍浩官是伍崇曜。我们现在来看看这张速写。
      这些商行已经用西方的礼节来跟西方人打交道,行商们是握手,左边第一个行商领头的估计应该是伍崇曜,右边这个是英国驻广州的领事,叫做巴夏礼,你看到这个场面,好象大家比较平静,比较友好,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。这个巴夏礼长期在十三行,这是一个中国通,在十三行,他把自己练成了一个中国通。这个人是非常暴躁和骄横的一个人。所以,当时伍崇曜找他去调停的时候,他也照样是脾气非常大,然后狠狠地打了伍崇曜一个耳光,当时搞的伍崇曜非常狼狈。所以我刚才说,在与官博弈的时候,商人只能是落花流水。
      六、惨淡经营,走向衰落
      1842年8月29日,《南京条约》的签订,鸦片战争的结果以《南京条约》为结束。《南京条约》废止了一口通商,改成了五口通商,一口通商结束了。同时还规定英国人可以跟任何中国商人做生意,也就是结束了十三行商人的垄断权。对外贸易垄断过去集中在十三行商人的手里,现在没有这个垄断权了。在鸦片战争中,伍氏家族当时卷在了漩涡里面,经历了国难、家难以后,年迈的伍秉鉴心力交瘁。所以他在1842年12月23日,《南京条约》签订的几个月以后,伍秉鉴给他在美国的朋友罗伯特•福布斯写信说“如果我现在是青年,我将认真地考虑乘船往美国,在你附近的某处定居。”当时他已经不可能了,身体已经不允许了,在他说这话的半年以后他去世了。
      所以,美国历史学家埃里克•杰•多林在他的书里面说“1843年9月4日,伍秉鉴去世,享年75岁,为旧中国贸易画上具有象征性的句号。他几乎是广州体制的化身。”这里的旧中国贸易指的是由十三行垄断的一口通商的广州外贸体制。
      (PPT)这幅油画画得很好,在很多的权威学者的著作那里我看到了这副图,全部写的是伍秉鉴。但是,伍秉鉴的后人再三跟我说,这个不是伍秉鉴,这个是伍崇曜。昨天晚上我还跟伍家的后人打电话,他还主动地又跟我讲,范老师,那幅画是伍崇曜,不是伍秉鉴,我现在没办法去鉴定这个到底是伍崇曜还是伍秉鉴。
      《南京条约》一口通商变成了五口通商,五口通商以后,中国的外贸中心很快就转到了上海,上海取代了广州,成为中国外贸的中心。而且这个时候,除了上海以外,广州南面有个香港,香港开埠以后,很快就繁盛起来了。所以,当时的局势对十三行非常不利,在这种情况下,怡和行就改成做茶行,那时候无所谓垄断了。但是,在广州十三行里面,伍崇曜仍然是商界的领袖,还有其他的商业活动。比如说怡和行在美国还有投资,他还是美国旗昌洋行的大股东,等等这样的活动。但不管怎么样,怡和行都已经从胜转衰,惨淡经营,风光不在。
      第二次鸦片战争,十三行被焚毁,对伍家又是一个致命的打击。由于有各种各样客观的原因,也由于伍家的后人不争气,在伍崇曜以后伍家再也没有商业的英才,伍氏家族迅速衰落,然后消失在历史深处。所以,我想用伍家后人伍凌立的一番话来作为我今天发言的结束,我看了这段话以后挺感慨的。
      “伍氏后人有的转向仕途、文人墨客、艺术人生;有的转向学习洋技科学,崇尚科技强国;有的面对外国列强侵略战争,走向投笔从戎的道路,从军救国;而有的则过着寄生性的生活,挥霍无度,几代人未干过工作,结果,终因丧失生存能力,靠变卖财产渡日;更有甚者,好逸恶劳,瞒天过海,欺诈、政治投机,缺德败家。从中或许能让人惊讶!?为什么中国难有百年的家族(或民族)企业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?历史上在中国富商后人中,似乎还是难走出衰落怪圈……。不知是家族文化的悲衰,还是国家民族文化是悲衰?”
      这是伍氏后人伍凌志立先生文章里的一段话,让人感慨万分。我今天在这里谈谈自己一些读十三行的体会,十三行的故事浩如烟海,今天仅仅是谈谈伍秉鉴和他的家族。

      [来源: 南方网 作者: 范小静]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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